慈善在中国具有丰富的文化含义，它既指人与人之间的关心、爱护和帮助的行为，又指人对人的一种心态，包括同情心、怜悯心等。慈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还指整个社会、民族的一种事业，即：当人对人的关心、爱护与同情，已经由个别人发展到全社会的共同行为和共同心理时，慈善就具有了社会心理、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行为的意义了。

    自古以来，中国人民就有着乐善好施、扶贫济困、尊老爱幼、扶弱助残的传统美德，这些传统美德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慈善文化，在中华大地上世代传扬，历久不衰。

   第一，以“仁”为核心的古代慈善文化。“仁”就是“爱人”，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助人为善的精神。“尊老爱幼、孝慈为怀、邻里相帮、扶危济困、助人为乐”的优秀品质。儒家、道家、佛家、墨家等文化流派分别从自身的学术体系出发，提出了许多精湛的慈善思想。

        儒家的仁爱思想。儒家认为，社会秩序和人伦关系应当以“仁”为基础，“仁”的基本含义就是“爱人”。爱的对象不限于有亲缘关系的人，还包括非亲非故的人，即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；爱的方式是要富有同情心、推己及人、助人为善，即“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”、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。从仁爱出发，统治者应当实施仁政、节用裕民、施惠于民，做到“岁虽凶败水旱，使百姓无冻馁之虞”；商人应当散财种德、多做善事，坚守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的准则。理想社会应当是“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”、“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”的大同社会。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主导地位，其仁爱思想对后世慈善事业发展影响非常深远。

       道家的为善思想。道家认为，“道”是天地万物之源，天道虽然无常却可赏罚应时，使善人得福、恶人遭祸，即“人行善恶，各有罪福，如影之随形、响之应声”。善恶报应不仅对自身有效，而且还会影响子孙后代。如果祖宗有过失，子孙也要承负责任；如果子孙行大善、积大德，就可免除祖先余殃。因此，世人应当趋善避恶、一心为善、笃行善事，具体方式有很多：“积德累功，慈心于物”，“矜孤恤寡，敬老怀幼”，“乐以养人，周穷救急”，“乐人之吉，愍人之苦”，“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”等。

        佛家的慈悲思想。佛家认为，善恶存在业报轮回，“今生修善德，来世升入天界；今生造恶行，来世堕入地狱”。如果想要摆脱轮回、出离三界、修成圣佛，必须怀有慈悲精神。“慈”是指以慈爱之心给人以幸福，“悲”则指以怜悯之心拔除人的痛苦。为了体现慈悲精神，佛教信徒一方面要注重“利行”，积极参与赈济、养老、育婴、医疗等慈善活动，做到“大慈大悲，常无懈怠，恒求善事，利益一切”；另一方面要注重“爱语”，劝谕世人发慈悲之愿、生救世之心，广行善举、多积功德，做到“众生度尽方成正觉，地狱不空誓不成佛”。

      墨家的兼爱思想。墨家认为，“天下兼相爱则治，交相恶则乱”，社会动乱起因在于人们不相爱，如果人们能兼相爱，就可以实现太平盛世。兼爱是指人与人应当爱人如己、互帮互助，而不能只顾自己、损人利己。具体做法是每个人发挥所长、竭尽所能，从体力、财力、智力各方面去帮助别人，“有力者疾以助人，有财者勉以分人，有道者劝以教人”，从而使“饥者得食，寒者得衣，乱者得治”。兼爱应当不分等级、不分亲疏、不分远近，做到“远施周遍”；兼爱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回报或者博得好的名声，“爱人，非为誉也”。墨家这些兼爱天下、乐于助人、大爱无私的慈善思想，与现代慈善理念存在不少契合之处。

   第二，以“救国”为目标的近现代慈善文化。中国传统的慈善文化被赋予民族复兴的使命。慈善没有国界，慈善是人类共同的美德；慈善不仅仅是传统的救穷，慈善关系着国家和民族发展。 慈善机构的建立、慈善宣传的增强，结合中国实际的全新慈善模式的探索和成功，救人民于水火之中、救国家于危难之中，使贫民百姓真正摆脱了饥饿、疾病、流离失所和死亡，实现了鳏寡孤独残疾皆有所养。

   第三，以“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”为核心的新中国的慈善文化。新中国提倡新的社会风尚，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形成人人为我、我为人人的互相爱护，互相帮助，互相关心，互相进步的新的社会风尚，全社会提倡邻里融洽、父慈子孝、尊老爱幼。慈善与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紧密联系，强调劳动光荣，全体社会成员树立劳动光荣、劳动创造一切的新理念。